夏書章，1919年出生于江蘇高郵，1943年畢業(yè)于原國立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政治學系，1946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研究院（今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專業(yè)碩士學位（MPA），1947年被聘為中山大學教授至今，曾任中山大學副校長、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聯(lián)合國文官制度改革國際研討會顧問等�，F(xiàn)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名譽主任等職，先后獲得“（世界）東部地區(qū)公共行政組織（EROPA）”頒發(fā)的“卓越貢獻獎”、美國公共行政學會頒發(fā)的“國際公共管理杰出貢獻獎”、“中國管理科學學會管理科學特殊貢獻獎”、“中國政治學發(fā)展特殊貢獻獎”等國際國內獎項，2007年被人事部、教育部評選為“全國模范教師”。


　　近日，新中國行政管理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夏書章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交談中，夏教授與記者娓娓道來，回顧了新中國60多年來行政管理學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的歷程。

　　1 通過行政管理治國興邦

　　《中國社會科學報》：夏先生，您在大學本科時期就選擇了行政管理學專業(yè)，在那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您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夏書章：是的，在那個戰(zhàn)爭年代，同學們大都選擇了理工科專業(yè)來抗日救國，高考那年，我卻報考了文科。我的這個選擇其實是受到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希望通過學習文科來治國興邦。當時，國家積貧積弱，官場非常腐敗，我感到痛心疾首，于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政治學系，我對“行政管理救國”寄予了厚望。

　　進入大學后，政治學系有三個專業(yè)方向：一是理論組，包括政治理論、政治制度和政治史等；二是國際組，包括國際關系、國際組織和外交等；三是行政組，包括行政法、行政組織和市政學等。我覺得理論組太宏觀，實用性不夠強，而國際組作用有限，于是我就選擇了行政組，希望通過行政管理來治國興邦。

　　當時，我得知美國的羅斯�？偨y(tǒng)聘請了芝加哥大學行政學專業(yè)的一位老師擔任白宮顧問，這讓我感到行政學與美國的強大似乎有著某種內在聯(lián)系，而這正是我所向往的一種結果。于是，我就申請到芝加哥大學讀政治學專業(yè)研究生，很快就拿到了錄取通知書。

　　在那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為了避開日本的攻擊，我們歷盡艱辛才到達美國，最終在波士頓上岸。到達波士頓后，知道哈佛大學就在這里，于是我就直奔這個在我心中有著崇高地位的著名學府參觀。在哈佛大學，剛好看到他們的公共管理專業(yè)碩士在招生，我就去咨詢了一下情況。招生老師現(xiàn)場對我進行了面試，查看了我的芝加哥大學錄取通知書，于是表示愿意錄取我，似乎有意和芝加哥大學爭奪生源。哈佛大學是我“心向往之”的理想學府，而且我當時所剩路費不多，去芝加哥大學路途遙遠，于是我就決定留在哈佛大學上學。

　　1946年，我從哈佛大學畢業(yè)，獲得公共管理碩士（MPA）學位。我在完成畢業(yè)論文《中國戰(zhàn)時地方政府》的過程中，對國民政府的腐敗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此時，日本已經投降，八年抗戰(zhàn)終于取得了勝利，國家百廢待興，重建急需人才，我便迫不及待地回國�；貒�后，我先在江蘇的一所高校短暫執(zhí)教，很快就轉到中山大學任教授，主講行政學、行政法和市政學等課程。當時的國民政府仍舊是腐敗無能，對行政學不重視。

　　2 “把行政學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時候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新中國成立后，正是在您的呼吁和努力下，行政管理學的教學和科研才得以提上日程。您當時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提出這一想法的呢？

　　夏書章：新中國成立初期，學校進行了短暫的課程改革，我原來擔任的“行政學”改為“行政組織與管理”，“行政法”改為“政策和法令”，“市政學”繼續(xù)保留。學生們對市政學非常感興趣，以葉劍英為首的廣州市政府還成立了城市計劃委員會，我被聘請為委員，這就說明政府非常重視城市的建設和管理。

　　1952年全國院校調整，中山大學的政治學系被撤銷，我留在了中山大學，擔任馬克思主義基礎課程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一次會議上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xiàn)在也需要趕快補課。”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如同一聲春雷，使得學術界群情振奮，我當時已經年逾花甲，但也和政治學界的一些老同志一樣，頓時煥發(fā)了青春。我們積極集會商討，聯(lián)名上書中央，建議在有條件和基礎較好的高校率先逐步復辦政治學系，并著手籌備成立中國政治學會。

　　在政治學系的恢復和重建過程中，為了培養(yǎng)政治學課程的師資，中國政治學會委托復旦大學舉辦了一期師資培訓班，行政學是政治學的核心課程。這次辦班計劃中就設有行政學專題，我給師資培訓班講授行政學課程，同時也向籌備組和上級領導反映，希望恢復行政學的教學和科研。經過一段時間的內部交流和溝通，大家對我的意見都表示肯定和支持。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我的《把行政學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時候了》一文，隨后就得到了上級部門的積極響應和大力支持。人事部和國務院辦公廳及時組織召開了專題研討會，安排我給國家機關司局級干部做專題講座，并開始著手籌建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的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籌建行政管理學會的過程中，你們一定遇到了很多困難，其中主要的困難有哪些呢？

　　夏書章：我們在籌建行政管理學會時非常謹慎，當時最大的困難是缺少人才、沒有教師，其次是沒有教材。我們并沒有急著成立全國行政學會，而是先從辦師資培訓班和辦刊物入手。我們首先集中精力開辦全國師資培訓班，培訓一批能夠擔任起高校行政學教學任務的老師。一開始由人事部牽頭，后來領導很重視，改為掛靠在國務院辦公廳。1985年，國務院辦公廳正式下文，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籌備組成立，我擔任籌備組副組長。

　　我們主要做了幾件事：一是創(chuàng)辦了《中國行政管理》雜志；二是編寫《中國行政管理學大綱》，同時還要參與聯(lián)合國文官體制研究班的籌備工作。所以，我們刊物的創(chuàng)辦是在學會成立之前就開始了。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籌備，條件已經成熟，我們正式成立了中國行政管理學會，開始了行政管理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3 社會科學領域借鑒國外經驗要慎重

　　《中國社會科學報》：經歷了30多年的中斷，行政管理學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那么在恢復了行政管理學之后，路又該怎么走？

　　夏書章：我們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么我國的行政管理和行政管理學也應當具有中國特色。前人和外人的有益觀點和經驗可以參考、借鑒，但絕不能囫圇吞棗。其實，即使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間，行政管理體制和方法也都各不相同，無不具備各自的特點，何況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呢？

　　在行政管理學的教學和研究領域中，也存在著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批判資產階級觀點的問題。在西方行政學論著中，也是大談資產階級民主，卻諱言資產階級專政，這就需要我們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增補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的研究成果。行政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我們更有必要深刻地了解國情，理論密切聯(lián)系實際，根據(jù)中國的具體情況來進行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的行政管理學經過了30多年的發(fā)展，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公共管理碩士的培養(yǎng)模式也已經形成，您認為我國的公共管理碩士教學應該如何保持中國特色？

　　夏書章：對于某些薄弱、空白學科，向國外學術界借鑒經驗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國有自己的具體情況，盲目地生搬硬套別國的東西是不行的，有時甚至是危險的。在社會科學領域，尤其要慎重。

　　行政慣指國家立法、司法以外的政務。實際上，任何公共和集體的辦事機構，都有行政工作，連立法、司法部門本身也不例外。行政學的概念來自于英語Public Administration，我們可以翻譯為“公共行政學”，一般省略了“公共”，直接稱之為“行政學”。我們現(xiàn)在稱為“行政管理學”，則是受到了新公共管理學派（New Public Management）的影響。一般來說，公共管理碩士也是如此。由于受到學科分類的影響，行政管理學已經從政治學分支劃分到管理學領域。

　　近代以來，管理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首先在經濟領域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和方法，然后擴展到其他領域。公共管理碩士專業(yè)學位教育，是國際公認和流行的公共管理人員培訓提高的有效模式或者說方案之一。我國從認真研究到正式引進，經過了慎重試點和總結推廣幾個階段，已經取得了快速發(fā)展。2001年，我國正式啟動公共管理碩士專業(yè)學位教育，首批試點選擇了24個高校，當時遇到的共同困難就是缺乏理論結合實際、學以致用，既有中國特色又能夠與世界接軌的教材。經過認真討論，我們決定采取分頭編寫教材的辦法，聯(lián)合了13所高校一起，發(fā)揮各自優(yōu)勢，編寫了第一套公共管理碩士專業(yè)學位教育系列教材。2003年，我們在總結第一批試點的基礎上，新增加了23所高校�，F(xiàn)在，中國的公共管理碩士專業(yè)學位教育已經全面鋪開。

　　在開展公共管理碩士專業(yè)學位教育之初，我們就非常明確地提出，對任何引進項目，都不可機械地、盲目地全盤照搬。所有范式都要注意到共性和個性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既要善于參考借鑒、擇優(yōu)而用，又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結合中國的國情和國策需求。打個比方說，我們引進了案例教學法，但是在案例庫的建設方面就需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去做。不是說教學用的案例要完全本土化，但至少需要有相當大比例的中國本土案例才能有助于學員了解實際情況和解決現(xiàn)實問題。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很多實踐經驗已經被國外一些著名高校編為教學案例用于公共管理碩士的教學。

　　4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包含大量行政管理學思想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注意到您非常重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并很注重將其與現(xiàn)代的行政管理學聯(lián)系起來？

　　夏書章：是的，中國有著豐富的傳統(tǒng)文化，其中就包含著大量的行政管理學思想。我們千萬不要拋棄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要將中國傳統(tǒng)思想與現(xiàn)代科學研究結合起來。有時候我們自己沒注意的東西，外國人卻很重視。例如，西方將《孫子兵法》視為戰(zhàn)略學和管理學的鼻祖和經典著作，也有人認為《論語》和《孟子》是最早的行政學著作。我們研究行政學，容易一味地跟著西方理論走，而忽略了中國的思想精華。而這些恰恰是我們最應該重視的部分，應該將中國傳統(tǒng)智慧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部分，這也是我們超越西方理論的基礎和突破口。就像十八大報告中指出的那樣，我們既要有理論特色、民族特色，也要有這種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

　　國內外有很多學者對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非常感興趣，澳大利亞學者的《儒學的復興》一書影響就很大。有人說，中國的儒學思想必將成為21世紀管理學的主流，亞洲地區(qū)特別是日本的經濟成功就是儒家式管理的結果。當然，盡管儒家思想在我國長期處于正統(tǒng)、正宗的主導地位，但是說到中國傳統(tǒng)管理思想，其實已經包括了諸子百家的思想。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么具體來說，中國古代思想對于當代行政管理學有哪些可供借鑒之處？

　　夏書章：說實在的，現(xiàn)代社會的競爭異常激烈，尤其是在國際社會，管理者要想能對錯綜復雜有時又非常微妙的環(huán)境和關系應付自如，并且能夠立于不敗之地甚至大獲全勝，難度很大�！皩彆r度勢”、“因勢利導”、“揚長避短”等等都是非常實用的管理戰(zhàn)略，而這些在“三國”智謀中，實例非常多，非常值得企業(yè)家、管理者借鑒。

　　比如《孫子兵法》本來是研究如何用兵打仗的，可是，我們發(fā)現(xiàn)，其基本原理、原則也同樣適用于現(xiàn)代管理，對管理和提高行政效率都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其實道理很簡單，兵法旨在取勝，管理和提高行政效率也在于克服困難、排除障礙、出色地完成任務、獲得成功，二者是相通的。在追求實效、速效、高效、大效、長效和奇效方面，我們都可以從《孫子兵法》中得到啟迪。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的文化成果在整個人類社會中比例是很高的，我們對于民族文化中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合乎民主、科學原則的精華部分應當加以繼承和發(fā)揚光大。只要我們稍加留意，就不難察覺，中國自古流傳下來許多有益的、言簡意賅的真知灼見和至理名言，這與現(xiàn)代管理中的某些重要原則有著驚人的不謀而合之處。例如，關于決策和咨詢的“多謀善斷”，關于防患于未然的“曲突徒薪”，關于效率的“事半功倍”，關于改革的“日日新，又日新”，關于理財?shù)摹伴_源節(jié)流”等等。

　　5 客觀清醒地認識中國行政管理學水平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中國這些傳統(tǒng)智慧對當代實踐有著怎樣的實用價值？您認為中國的行政管理學研究還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夏書章：古為今用的事，不僅在中國有，在外國也有，其精神實質，就是將前人的智慧、經驗為后人的事業(yè)服務，使得后來人少走彎路，快見成效。要想古為今用，就要下一番功夫，整理、總結、分析研究和選擇，運用歷史主義的觀點進行考察，尤其是在行政管理方面，其時代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中國歷代的興衰存亡，莫不有著行政管理尤其是人事管理方面的因素。

　　我們應該用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看目前的狀況，客觀清醒地認識中國行政管理學的發(fā)展情況。我們不能說，經過改革開放初期的普及和提高，中國行政管理學的水平已經完全適應形勢發(fā)展的需要了，而是應該將行政管理學研究引向深入。任何學科的建立和發(fā)展都是這樣，都要經歷一個從無到有、學科體系從粗到精、研究水平從低到高的發(fā)展規(guī)律。

　　行政管理學是一門生命力極強的學科，也是一門必須理論結合實際、指導實踐，應用性極強的學科。這就要求我們適應不斷發(fā)展變化的新形勢，繼續(xù)發(fā)展。例如，對環(huán)境和形勢，組織和編制，人事管理和人力資源的開發(fā)與利用，領導和指揮、決策、目標、計劃、執(zhí)行、財務管理，規(guī)章制度和遵紀守法，精神文明和職業(yè)道德，信息和咨詢，協(xié)調和公共關系，辦公室管理和后勤服務，效率和效益，監(jiān)督和控制，改革和創(chuàng)新等問題，都完全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