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對于政治學研究中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地位的爭論，主要停留在何者為優(yōu)的層次上，而鮮有涉及兩者在“致用”維度上的統(tǒng)一關系。但是，著眼于兼具哲學與科學內涵的政治學學科體系建設，真正重要的問題或許并非在于對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作簡單取舍或判斷何者為優(yōu)，而是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二者如何融合的問題。

一

按照最寬泛的，也是一種古典的定義方式，政治被理解為公民在公共空間中展現才德、建立功業(yè)并獲得榮耀的活動，它包羅萬象，涵蓋了政治共同體中公共生活的全部。相應的，這種理解當中也自然內含著預設政治哲學統(tǒng)攝性地位的基調。因為，只有那些指向“美好生活和健全社會”“正確或完善的政治制度”的內容，才被一些人定義為區(qū)別于“公開學說”之意見的“知識”，才可能與上述“正當”的政治活動間建立起必然的因果關聯(lián)。而站在思想光譜另一端的人們，主張“科學”地理解政治，并把一切形而上學的概念和規(guī)律排除出政治生活和政治學的知識體系領域。

從學科范式上講，政治學研究正經歷著從哲學時代向科學時代的轉變。但這種轉變，并不代表對哲學或科學范式的簡單否定和替代，而是表明二者都在確立對于自身的反思和超越性維度。這種轉變是從普遍到特殊又到普遍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一種簡單的循環(huán)，而是與人類理性思維在否定之否定中實現不斷自我超越緊密關聯(lián)。真正隱藏在哲學與科學、價值與規(guī)范之爭背后的，其實是對政治學致用維度一以貫之的終極關懷。正是這一維度的始終存在，引導著人們的理性思維不斷實現自我超越，因此，這一維度才是真正可能將整個政治學發(fā)展史連貫為一條完整線索的基礎。

二

盡管存在著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分離的現狀，但是在更普遍的意義上，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應然與實然研究正從對立走向統(tǒng)一。在當代世界中，無論是普遍性還是特殊性，都不應該被簡單地否定或者替換，因為二者既存在各自作用的合理空間，又存在彼此連接的過渡地帶。科學與邏輯不應是簡單地占領意志與價值的解釋空間，而應嘗試解釋意志與價值產生及發(fā)生作用的機理，而后者也需反過來重新審視其與科學和邏輯的兼容關系�？茖W與邏輯的背后，同樣包含著對秩序的追求，這種追求不能不被看成是一種特定的價值旨趣，所謂剔除不科學內容的過程也不能不與剔除不道德內容的過程保持著內在的共性。

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二者適應性的邊界問題，也需要我們以二者統(tǒng)一的視角去看待。事實上，我們經常會發(fā)現政治科學研究中科學性不足的問題，比如在傳統(tǒng)的制度主義框架內，對于特定制度衰亡的解釋往往是不充分的，但我們又應該看到，政治科學研究局限的暴露，并不必然創(chuàng)造出政治哲學發(fā)揮填充作用的空間。這是因為，上述問題的出現，既可能是政治科學范式內部定性與定量研究的平衡失調、工具與經驗的脫節(jié)所致，也可能是源于科學問題對價值問題的不當遮蔽。即便矛盾表現為后一種形態(tài)，政治哲學研究的補位也不是自然而成的，而是需要從政治科學研究的弊病中汲取教訓，從而避免自身在經院化的道路上漸行漸遠。

因此，探討應然問題的政治哲學與探討實然問題的政治科學之間并不是一種絕對意義上的對立和替代的關系，恰恰相反，二者在人們對于政治世界的解釋和影響過程中完全可能和平共處。一方面，應然探討所留下的經驗世界的空間有待于實然研究的填充，用以支持其立場、結論，或者豐富其思考維度乃至于提供反思和超越的條件。另一方面，應然探討所致力于追求的普遍性概念，又通過相應的社會實踐，與實然研究發(fā)生關系，從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實踐研究走上無限制強調差異性的碎片化認知的道路。毫無疑問，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可以以一種微妙的組合形式共同指向對現實世界的影響與改造。

三

對于政治哲學和政治科學之間內在統(tǒng)一關系的另一重理解維度是，既存在政治哲學的研究沿著觀念政治的軌跡滑向無意義的解構性闡釋的危險，也存在著政治科學的研究在完全祛除有意義的價值議題的情況下淪為為現狀提供保守主義注腳的風險。

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及其政治學理論，便實現了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目標和研究范式的內在統(tǒng)一。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中，科學分析的痕跡無處不在，比如階級分析和社會經濟結構分析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相較于馬克思之前那些沉迷于建構“邏輯在先”思辨體系的政治哲學家而言，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政治科學的堅定擁護者。但是，如果因此便將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與英美政治科學混為一談，又顯然是不合適的。從根本上講，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以科學為名，將結構性的、帶有價值旨趣的矛盾問題通過技術性的解讀去實現意識形態(tài)和階級屬性的脫敏化，更不贊同僅從技術性的解釋角度來運用政治科學的分析工具。

中國本土化政治學學科體系建設在不同階段應該有所側重，但不能偏廢。一方面，我們應當承認，中國本土的政治科學研究起點較低。相應的，本土政治學研究中那些運用最新科學研究方法，比如質性研究方法的成果應當得到充分的重視和鼓勵，同時，基于本土經驗的多元創(chuàng)新方法也應當獲得更高的評價。另一方面，政治科學的主流范式受現實政治的影響。因此，經由政治科學提煉而成的概念、范疇、體系，必然反映著其所存在的政治實體中的主流政治價值，反映著相應政治哲學前提的影響。歸根到底，要實現中國政治學的學術自信、話語自信和學術自立，不是政治哲學或者政治科學單方面的發(fā)展所能完成的任務。

我們需要超越的，并不是政治學發(fā)展中特定的“哲學階段”或是“科學階段”，而是一種將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簡單對立起來的思維定式。我們從不打算否認兩者在范疇、范式、功能方面的差異，但這也不意味著我們只能承認二者的關系必然以此興彼衰為唯一指向。著眼于政治學整體的發(fā)展前景，高呼“科學時代已經終結神學時代”，或者將“哲學的復興”視為一個既定的趨勢，實際上都不符合事實，而且反映出持論者仍在過分地執(zhí)著于哲學與科學間“體”的區(qū)分，而忘了使二者統(tǒng)一于政治學致“用”的旨趣。事實上，回到政治學本身，尤其是當代中國政治學本土學科體系建設的初心上來，無論我們是期許來自政治哲學的研究能夠為主流價值觀的建構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支持，還是希望依托政治科學的研究能夠為解決現實矛盾提供經驗與方案素材，圍繞“體”之維度上的區(qū)分所展開的學理爭論，都不應該以妨礙“用”之維度上的統(tǒng)一為代價。對于本土政治哲學的發(fā)展而言，致用的關鍵在于反思和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預設，尋找和建構中國價值和中國維度；相應的，對于本土政治科學的發(fā)展而言，致用的要害也在于發(fā)現西方政治科學的盲區(qū)與局限，從而盡快擺脫學步與回應的被動狀態(tài)。本土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發(fā)展完全可能并且絕對應當同向而行。前者在普遍性、價值性問題上的破局，可以為后者破除西方政治科學“價值中立”的神話，真正回到用中國眼光、中國思維、中國立場來思考中國問題的科學解釋與解決奠定基礎。同理，政治科學本土體系建構的每一分進步，其運用于中國現實中科學性的每一分提升，也都在無形中解構著西方立場的政治哲學所描述的普遍性根基，推動著政治哲學的發(fā)展。

（作者：王炳權，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