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樓俊超，系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余鄭霽，系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貴州湄潭舉辦的中國科學社成立30周年學術活動中，竺可楨作學術報告。

【紅色教育家】

學人小傳

竺可楨（1890—1974），字藕舫，浙江紹興人。著名科學家、教育家，我國近代地理學與氣象學奠基者。1918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教授、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東南大學地學系主任、南開大學教授、中央大學地學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等職，1936至1949年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1949年起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學術代表作有《氣象學》《物候學》等著作、《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等文章。

在浙江大學，竺可楨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名字。他提出的“兩問”（“到浙大來做什么”“將來畢業(yè)后要做什么樣的人”）伴隨著每一位浙大學子的學習成長，他倡導的“求是精神”深深融入一代代浙大人的精神血脈之中。

竺可楨是卓越的科學家，對科學、對真理矢志追求，從海外學成歸來后為我國近代地理學與氣象學做了大量奠基類工作；他是一位受人景仰的校長，對教師、對學生滿懷深情，帶領浙江大學從一所地方性大學成長為民國時期著名高校；他是一位赤誠的愛國者，對祖國、對人民忠貞不渝，為開辟中國科學發(fā)展之路與服務人民美好生活奮斗一生。今年正值竺可楨誕辰135周年，對先生的最好紀念，就是將他的求是品格與報國精神傳承永續(xù)、發(fā)揚光大。

“學好技術為國家、社會服務”

1890年3月，竺可楨出生于浙江紹興東關鎮(zhèn)的一個米商家庭，幼年入私塾讀書，先學八股應試，后轉入鎮(zhèn)上的毓菁學堂上小學。畢業(yè)后，竺可楨先后赴紹興東湖法政學堂、上海澄衷學堂、上海復旦公學、唐山路礦學堂求學。1910年，竺可楨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出于“中國以農立國，萬事農為本”考量，前往伊利諾大學農學院學習農業(yè)。由于“美國行大農（業(yè)）制，與中國情形迥不相同”等原因，竺可楨從伊利諾大學畢業(yè)后，選擇與農業(yè)相近的氣象學作為研究方向，轉至哈佛大學研究院地學系繼續(xù)深造。

彼時，“科學救國”思想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海外留學生是其重要助推者。1915年，在康奈爾大學就讀的任鴻雋等9名留學生創(chuàng)辦《科學》月刊，并組織成立中國科學社，以期“聯(lián)絡同志，研究學術，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fā)達”。志于“科學救國”的竺可楨加入其中，成為該社首批社員及《科學》早期編輯，在他看來，“欲立國于今之世界，非有科學知識不可”。1918年，竺可楨獲得博士學位后回國，先在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任教，1920年受聘至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恰逢該校轉制籌建東南大學，竺可楨便推動創(chuàng)立了我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學系，將氣象納入地學系，親自編寫講義并授課，為我國地理學界與氣象學界培養(yǎng)了一批早期人才。

深耕教學是竺可楨“專干本行”的初衷。在當時，竺可楨認為地理學科“于國計民生關系最巨”，并確定大學地理教育的宗旨：一要陶冶學生能以科學眼光觀察事物，二要學生能以世界眼光認清時勢?！兜貙W通論》是竺可楨主講的一門基礎課，每年聽課者甚眾。他尤為強調“近世地理學之趨重于人文、地文”，突出人地關系在地理學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將地理學分為“天文地理學”“地文學”“生物地理學”“商業(yè)地理學”等六門，突破了傳統(tǒng)地理科學的認知圖式及研究范式?！稓庀髮W》是竺可楨開設的另一門重要課程，圍繞氣象要素展開系統(tǒng)全面闡述。他既堅持“古為今用”，對《詩經》《禮記》《朱子語類》等古籍中氣象相關論述進行學理闡釋，又做到“洋為中用”，梳理西方各國氣象研究發(fā)展歷程，引介歐美氣象臺觀測概況及螺形星云說、蒲福風級、《國際云之分類法》等新興理論與權威學說，并輔以大量數(shù)據、圖表、公式等，對各類氣象測量儀器的構型特點與使用方法亦有詳解。同時，竺可楨注重課外氣象觀測實訓，要求學生嚴守時間、嚴格按規(guī)定操作，夜間或惡劣天氣時常親臨監(jiān)督，并親自撰寫逐月氣候報告。因此，當時東南大學氣象觀測成績之佳，儀器設備之完整，“在國內各大學中絕無僅有”。

教研相長是竺可楨的學人本色。從事教學工作之余，他還在國內外刊物發(fā)表了大量科學與教育類文章。作為近代中國“問天”第一人，竺可楨研究氣象最早的突破點是臺風。1924至1925年，竺可楨在美國《每月天氣評論》上先后發(fā)表《遠東臺風的新分類》和《臺風的源地與轉向》，提出以風速等級判斷是否為臺風及其強弱程度的觀點，并運用數(shù)百個臺風觀測資料歸納討論臺風起源、轉向及移速問題。此外，“博古通今”是竺可楨治學的一大亮點。1924年7月，竺可楨在科學社南京年會上宣讀《南宋時代我國氣候之揣測》一文，從歷史與空間維度進行縱橫比較，揭示各世紀發(fā)現(xiàn)太陽黑子年數(shù)與大寒年數(shù)的正相關性。他認為，南宋時期太陽黑子數(shù)量增加導致北方大陸性氣候加劇，由此引發(fā)的嚴寒酷暑、旱澇頻繁成為文化中心南遷的重要原因之一。次年，竺可楨繼續(xù)運用古籍文獻資料研究歷史氣候變遷，接連發(fā)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中國歷史上之旱災》等。一系列成果堪稱我國氣候變遷與朝代更迭研究之先聲，形成了竺可楨在這一交叉領域探索的初步高峰。

家國情懷是竺可楨為學為師的精神內核。在我國古代士大夫“修齊治平”理想熏陶下，竺可楨自幼便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作為人生信條，并在后來治學從教中展現(xiàn)出超前的科學視野與戰(zhàn)略眼光。竺可楨積極投身科普事業(yè)，以開蒙啟智、移風易俗為宗旨撰寫了《錢塘江怒潮》《食素與食葷之利害論》等文章，同時注重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號召地學者“以調查全國之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物、礦產為己任，設立調查之標準，定進行先后之次序，擇暑假或其他相當時期，結隊考察”，并向時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建議派遣地學學生留學歐美。在他看來，科學是屬于全世界的，我們只要用腦力，費時間去研究，科學自然而然會進步的。他更斷言：“我中國既為世界文化發(fā)祥地之一，而且地形、氣候，統(tǒng)有保持文化先進國的優(yōu)勢，欲達到這個目的，只在人民努力做去。這責任不在別人，就在我們一輩子！”

早在哈佛求學期間，竺可楨便注意到國內氣象臺設置少、基礎弱的狀況。他直言，我國應多設氣象臺，這不僅利于農商各業(yè)，也“足以增進國光，而有裨于全球之科學界”。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后，竺可楨在南京建立了我國近現(xiàn)代第一個國家氣象臺——北極閣氣象臺。經苦心耕耘，自1930年元旦起，氣象研究所開始正式發(fā)布天氣預報與臺風警報，推動我國氣象科學事業(yè)邁入本土化、體制化新階段。竺可楨尤為重視氣象觀測網絡建設，提出十年計劃——“全國有氣象臺十，頭等測候所三十，二等測候所一百五十，雨量測候所一千處”，并親力親為促成各地建所，其中最難能可貴的是拉薩測候所的設立?；谇嗖馗咴瓕撅L形成的關鍵作用，竺可楨克服重重困難推動在藏開展氣象觀測、建立拉薩測候所，此舉在當時是兼具科學價值與政治意義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

“全校精神最融洽的時候”

1936年，竺可楨受命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在約四十分鐘的就職演說中，他提出了會通古今中西的辦學方針，并鼓勵同學們養(yǎng)成“縝密深沉的思考習慣”，要求大家“一方為學問而努力，一方為民族而奮斗”。在次月的補行宣誓典禮上，竺可楨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教育制度最大缺點——“教而不訓”，進而推出“教訓合一”的導師制，強調“德育知育并重”。這不單是對歐美大學的制度移植，更是基于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的文化承繼。

“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yōu)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竺可楨以“請得良好之教員”為治校最要，到任前后花費大量時間進行人事醞釀與接洽，竭力招攬各領域專家學者。他不僅回聘了張紹忠、何增祿、束星北、蔡邦華、吳耕民等一批教授，還邀請了胡剛復、梅光迪、張其昀、王淦昌、談家楨、錢鐘韓、馬一浮、柳詒徵、豐子愷等學界翹楚加盟浙大。尤值得稱道的是，1936至1938年，竺可楨三請國學大師馬一浮出山，后者最終應約赴江西泰和，為西遷中的浙大講學。

1936年秋開學之際，竺可楨與一年級新生談話時指出，浙大的精神可以用“誠”“勤”兩字概括，并提出著名的兩個問題——“到浙大來做什么”“將來畢業(yè)后要做什么樣的人”。他要求學生須有清醒的頭腦，以“科學的方法，公正的態(tài)度，果斷的決心”做學問辦事業(yè)，并著重強調，“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務，而不在享受”。此后在竺可楨各類場合的談話或演講中，“服務”“報國”是貫穿始終的關鍵詞，他希望畢業(yè)生做事“不求地位之高，不謀報酬之厚，不憚地方的遼遠和困苦”“目光應遠大，要有英勇前進無畏的精神，處處應以國家社會為念”。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竺可楨憂及學生在校安全問題，決定遷移校址。經多方探詢與實地考察后，竺可楨先安排一年級新生遷至浙江西天目山禪源寺上課。天目山是一個小地方，這里師生統(tǒng)在一處，融融一堂，導師制得以順利推行且頗具成效。一個多月后，日寇于江浙交界一帶登陸，全校性的西遷由此開始，第一站是建德。后因杭城形勢日趨緊張，竺可楨意識到此地不宜久留，1937年底，浙大師生開始第二次遷移，目的地是江西泰和。

遷贛一程，路途更遠，形勢更復雜，用時一個月左右。起初因泰和的房屋尚未修葺完備，而吉安正好有校舍空置，浙大便在此臨時落腳。戰(zhàn)時亦如平時，師生抵達吉安后繼續(xù)上課，并舉行了學期考試，教學秩序井然。1938年2月，浙大搬至泰和城西上田村。這里雖條件簡陋，但師生不以為苦，專心致志教好學好。后來，竺可楨回憶時談道：“在這個時候，訓育是用導師制的，因為一直在顛簸流離，師生共患難，可以說這是全校精神最融洽的時候。”

“大學應為一地方的楷?！保隗每蓸E看來，造福地方是分內責任。浙大在泰和辦學時，為當?shù)刈隽怂募嵤拢盒拗篮榈獭U建贛江碼頭、創(chuàng)辦澄江學校、協(xié)助開辟沙村墾殖場，無一不惠及贛江百姓，其中防洪堤與碼頭便被人們以“浙大”命名。

戰(zhàn)局發(fā)展之快，使竺可楨不得不赴桂察勘新校址?？删驮谶@時，次子竺衡和夫人張俠魂患上痢疾，于半月之內相繼去世，對竺可楨造成很大打擊。但此時的他不只是父親、丈夫，更是浙大師生的“大家長”，需要對一千來人的生活、讀書、前途、安全負責。下一站，最終定在了廣西宜山。

宜山日中極熱，且瘧疾肆虐，連竺可楨自己都感嘆：“此處辦大學實不相宜?！钡驮谶@里，“求是”被定為浙大校訓。圍繞“求是”精義，竺可楨先后發(fā)表過《利害與是非》《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范》《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科學之方法與精神》等講話，推崇王陽明力學力行、公忠報國的風范以及布魯諾、伽利略、開普勒等近代科學先驅“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在竺可楨心中，“求是”不僅限于讀書做學問，研辨是非得失之后須“盡吾力以行之”，在當時抗戰(zhàn)背景下即是“立身報國”?！扒笫恰崩砟钣纱嗣撎ビ趩渭兊闹螌W觀，而豐滿于科學的人生觀。

關于“求是”，竺可楨是這么說的，更是這么做的，一個重要體現(xiàn)便是他“言出有物，論必有據”的風格。即使顛沛流離，即使校務繁忙，竺可楨仍然保持著閱讀思考與自然觀測的習慣，可謂“中、外、古、今、文、理無所不讀，天、地、花、鳥、蟲、魚無所不觀”，并勤做筆記，這些均積淀成為其撰文講演的重要素材。

1939年底，日寇侵擾桂南，廣西形勢告急，遷黔已是當務之急。幾個月后，巍巍大學化整為零地安置于黔北群山中的遵義、湄潭和永興三地，并在此辦學近七年之久。這段時間，竺可楨集中精力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在他看來，大學應兼顧通才教育與技術教育，并以通才教育為主，“若側重應用的科學，而置純粹科學、人文科學于不顧，這是謀食而不謀道的辦法。”因此，大學教育固然要培養(yǎng)工程師、醫(yī)生之類的專家，但更重要的是養(yǎng)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的領導人才。竺可楨注重學生德智體全面發(fā)展，曾有學生不愿上體育課，他便放出“如全體不上體育，即全體停學亦所不惜也”的狠話，足見其對體育鍛煉的重視。

20世紀30年代后期，英國學者李約瑟在與中國留學生接觸交流后開始思考“中國為什么沒有誕生近代科學”。1944年，他兩次到訪浙大，真切感受到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希望。因為就在這里，談家楨發(fā)現(xiàn)了瓢蟲色斑變異的嵌鑲顯性現(xiàn)象，王淦昌創(chuàng)造性提出驗證中微子存在的實驗方案，蘇步青在桐油燈下寫成《射影曲線概論》，羅登義在對眾多蔬果研究中發(fā)現(xiàn)了極具營養(yǎng)價值的刺梨……回國后，李約瑟在一次講演中稱贊“聯(lián)大、浙大可與牛津、劍橋、哈佛媲美”，次年又在英國《自然》周刊撰文，稱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還特別提到“在湄潭可以看到一派繁忙的科研景象”。

西遷伊始，浙江大學是一所只有文理、工、農3個學院，16個系的地方性大學。而到竺可楨離任前一年，它已經發(fā)展成為擁有文、理、工、農、師范、法、醫(yī)7個學院，25個系，9個研究所，1個研究室的綜合性大學。

為什么能取得如此成績？我們從師生回憶錄中可見一斑。在教授們眼中，竺先生（據吳耕民回憶，竺可楨為人和氣，故全校教師都叫他竺先生，不叫竺校長）“把教授真當作寶貝”，處處為大家著想，“對學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在學生們眼中，竺師“望之以嚴，即之也溫”，是愛校護生的“浙大保姆”。

西遷辦學時，任教或求學于浙大的師生中，有50余人后來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或兩院院士。

“老當益壯高山仰”

新中國成立后，竺可楨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談及中國科學新方向，他充滿信心：“科學在中國好像一株被移植的果樹……現(xiàn)在已有了良好的氣候、肥沃的土壤，在不久的將來，它必會樹立起堅固的根，開燦爛的花，而結肥美的果實?！?/p>

為緊密配合國家建設需要，竺可楨提出要徹底普查全國資源，摸清“家底”并做出合理配置。他全身心投入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工作，多次赴黃河流域考察水土流失情況，并指出“水土保持是農、林、牧、水四方面的綜合性工作”，要統(tǒng)籌水土流失防治與水土資源利用，兼顧群眾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多次赴海南島考察橡膠及其他熱帶作物的栽植情況，針對森林破壞現(xiàn)象提出“應把自然開發(fā)與自然保護辯證地聯(lián)系起來”；前往內蒙古、寧夏、甘肅等省區(qū)沙漠地帶考察治沙工作，提出“向沙漠進軍”“變沙漠為綠洲”等口號，并強調“我國興建大西北，算好水賬、開源節(jié)流是十分重要的”；在西南考察時留意觀察環(huán)境破壞、大氣污染、水土流失等情況，與此同時聯(lián)合23位科學家向中央提出《關于自然資源破壞情況及今后加強合理利用與保護的意見》……盡管年事已高，但竺可楨只要條件允許就親臨一線實地考察，在他看來，“要認識這些自然現(xiàn)象和掌握自然規(guī)律，工作的重點就得放到野外去，主要的工作應該放到現(xiàn)場去做”。一系列考察成果既為開展全國綜合自然區(qū)劃、服務國民經濟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更催生了竺可楨基于國情農情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新思考。

此外，宏闊的科學視野，使竺可楨敏銳察覺到隱藏在自然資源背后的戰(zhàn)略價值。他長期關注西藏，關心支持高原綜合考察工作，認為西藏地區(qū)是當時科學研究空白區(qū)，對其自然條件、自然資源進行科學考察研究，不僅具有實踐與理論意義，還可以做出有國際水平的科學工作；他也曾提出要“讓海洋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向中央建議設立海洋局，并鼓勵陸地科學家“下海”從事海洋科學研究。

在與共產黨人的充分接觸和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廣泛實踐中，竺可楨意識到“科學救國只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實現(xiàn)”。為了更好服務國家，年逾古稀的他決心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入黨申請書中，竺可楨這樣寫道：“要把自己一切力量獻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爭）取做到：一、全心全意服從黨的領導；二、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推進人民的科學事業(yè)；三、努力改造自己，爭取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p>

自此以后，竺可楨更加堅定了不割斷歷史搞研究的信心。在翻查古籍時，竹子、梅樹、荔枝等植物的歷史分布激發(fā)了竺可楨的極大興趣，“植物不象（像）動物能夠移動，因而作氣候變化的標志或比動物化石更為有效”。于是，他像孺子牛一樣在浩如煙海的二十四史及五千多部方志中辛勤耕耘，僅1964年11月、12月間，竺可楨搜集的資料與讀書筆記，粗算就有六七萬字。1966年，《五千年來我國氣候的波動》（英文稿）一文成稿。在此基礎上，經過數(shù)年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終于在1972年年底，竺可楨“盡畢生之作”《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刊發(fā)于復刊的《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創(chuàng)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學科的典范”。該文根據史料性質，從考古時期、物候時期、方志時期與儀器觀測時期四個階段，探討中國近五千年氣候變化的歷史事實，并進行科學建模，勾勒出比較準確的氣候變化輪廓，后人稱之為“竺可楨曲線”。其中成果有力證實了“氣候的波動是全世界性的”論點的科學性與“古為今用”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也為后續(xù)開展氣候變化的長期、超長期預告提供了可能性。竺可楨的研究成果獲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一片贊譽，《人民日報》《中國科學》《地理知識》（現(xiàn)《中國國家地理》）等紛紛刊發(fā)原文或摘要，英國《自然》與《地理雜志》也先后刊文引介，來信索要文章者絡繹不絕，對此竺可楨“受寵若驚”，直言：“這篇文受人重視為我初料所不及。”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竺可楨“四十多年來精力集中一個題目”，最終在八十多歲高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盡管如此，他卻仍稱該研究“僅僅是一個小學生的試探，試圖窺探中國的悠久氣候史”，其謙卑風范與求是品格躍然紙上。后世學界提出了“竺學”（即“竺可楨學”）概念，并進一步闡發(fā)推出“學貫中西，文理滲透，博大精深，開物成務”的十六字特色，生動展現(xiàn)了竺可楨的治學方法、治學精神與治學目的。

“局報晴轉多云”“東風1~2級”“最低-7℃”“最高-1℃”——離世前一天，竺可楨的絕筆只有寥寥幾字，卻令人無比動容，因為這正是他一生念茲在茲的氣象科學。據其夫人陳汲回憶，竺可楨一向不贊成以遺產貽子女，臨終時提出，將由1966年起自動減薪的一萬多元交了作黨費，并將幾十年搜集珍藏的一大批中外科技書籍贈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及有關各所圖書館。

竺可楨的一生，就是如此純粹而不簡單。仔細梳理，不難發(fā)現(xiàn)，“蘄求真理”與“立身報國”是兩條交織的明線，合二為一便是他始終不渝的追求——“希望科學也能說中國話”。一生為了科學，一生為了國家，這種學人風骨具有永恒的紀念價值與教育意義。

本版圖片由浙江大學檔案館、紹興氣象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