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光良，系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

黃河發(fā)源于青海高原巴顏喀拉山北麓約古宗列盆地卡日曲，其蜿蜒向東，呈“幾”字形流經(jīng)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山東9個省區(qū)，穿越黃土高原及黃淮海平原后注入渤海。黃河干流全長5464千米，水面落差4480米，流域總面積79.5萬平方千米，為世界第五長河、中國第二長河。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主要的發(fā)源地之一，故有“母親河”的美譽。

文明搖籃的探尋：歷史時期的黃河地理認知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生存繁衍、展現(xiàn)智慧、發(fā)揮才能、演繹歷史的大舞臺。據(jù)統(tǒng)計，黃河流域內國家級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分布較為密集，這些文保單位時間跨度較大，從數(shù)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直至近現(xiàn)代。從數(shù)量來看，明清時期最多，史前、宋元和近代以來次之，秦漢、先秦、隋唐五代和魏晉南北朝數(shù)量較少。黃河流域見證了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領略了中華文明從蒙昧走向成熟、從燦爛過去走向輝煌今朝的形成及演進過程，這在世界范圍內都是非常少見的。黃河毫無疑問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是中華文明的集中體現(xiàn)，是中華精神的重要標識。

黃河滋潤了數(shù)以億計的中華兒女，他們抬頭為朗朗乾坤，低頭是浩浩大河。面對奔騰不息、東歸入海的黃河，人們不禁發(fā)出“河源何處”的疑問。中國最早地理著作之一、成書于戰(zhàn)國時代的《尚書 禹貢》曾經(jīng)記載大禹疏導黃河所走的行程：“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边@個記載與其說是大禹治水的行程，不如說是先秦時期人們對黃河走向及黃河流域的大體認識。當時的人們認為黃河起于積石，大體在今天甘肅、青海交界的積石山一帶，流到龍門山，向南流達華山之北，又折向東到底柱山、孟津、洛水一帶，然后向北匯入大澤后分散為九條河道，后又匯合注入大海。這一黃河流向的描述與今天長城以內黃河的實際流向基本吻合，反映出先秦時期人們對黃河認識的準確性。宋代，采用“計里畫方”網(wǎng)格法繪制的石刻地圖《禹跡圖》醒目地標出黃河，其位置走向與《尚書 禹貢》的記錄幾無二致，海岸線也繪制得較為準確，黃河長城以內的河段與今天的地圖差別不大。但是說到河源，《禹跡圖》只能繪制到“導河積石”，一到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則模糊不清，甚至干脆不加繪制。

實際上，自古以來，無數(shù)先賢不僅迸發(fā)了河源何處的思考，更是付出巨大努力開展了對黃河源的探索?？梢哉f，史前至秦代對黃河源的探索歷史，反映出中華民族對黃河源這一重大地理標識的認知過程。

文化交流的通道：細石器技術與河源的史前征程

近年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黃河河源段發(fā)現(xiàn)了處于新舊石器過渡階段的細石器遺存。這些遺存數(shù)量較多，僅在果洛州達日、甘德段的黃河兩側就發(fā)現(xiàn)細石器遺存數(shù)十處，它們基本屬于曠野遺址，文化遺存直接暴露于地表，面積大的有數(shù)萬平方米，小的只有數(shù)十平方米，主要分布在黃河主干道河流階地上，較大支流河谷中也有少量分布。

以甘德1號地點為例，其地處甘德縣與達日縣交界處，遺存分布在黃河主干道北岸的二級河流階地上，這里海拔3941米，地形是相對完整獨立的階地，在階地南側的前緣地表發(fā)現(xiàn)較為密集的細石器，地表共采集到410件石制品，地層堆積中出土了6件石制品和4件動物骨骼。

這些石制品屬于細石器，類型齊全，包括細石核、石片、細石葉、工具等，其中以石片為主。該遺址共發(fā)現(xiàn)細石核34件，分為楔形細石核、錐形細石核兩類。從細石核制作階段上看，涵蓋石核生產中的預制階段、打制階段及核體過小或臺面無法支持繼續(xù)剝片時的耗竭階段，表明這是一個石器生產基地，同時也是一處規(guī)模較大，人類活動較集中、時間較長的季節(jié)性中心營地。石制品遺存中石片數(shù)量最多，達297件，均屬錘擊法剝離的石片，絕大部分為加工工具或再修理過程中所產生，臺面形狀多不規(guī)則，石片背面多為全疤，少數(shù)保留部分礫石面。采集細石葉31件，橫剖面呈三角形并且兩側邊近于平行，該地點采集的細石葉制品并不多，說明先民在此打制獲得細石葉后遺棄了母體細石核，帶走了鋒利的細石葉，并用于附近的狩獵采集活動。

對出土細石器地層中沉積物進行光釋光測年，結果顯示其距今13400年。這意味著甘德1號地點細石器狩獵采集人群活動年代可以追溯至遙遠的13000年前。甘德1號地點年代創(chuàng)造了多項紀錄，是青藏高原腹地海拔4000米左右的最早細石器地點之一，是河源段最早的細石器地點。甘德—達日黃河河谷發(fā)現(xiàn)數(shù)十個類似的細石器遺存，而且地處黃河支流的下大武遺址細石器人類活動年代為11200年前，說明早在13000～11000年前，細石器狩獵人群已經(jīng)踏上了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的黃河河源段，那里距離今天我們所知的真正的黃河源頭已經(jīng)近在咫尺?？梢哉f，他們是探索河源的先驅者，自此之后，人們探索河源的腳步也未曾停歇。

13000年前的河源細石器人群來自何方？理解這個問題，必須和自然環(huán)境演變相聯(lián)系。24000～18000年前，全球進入末次冰期最盛期，冰蓋與冰川大面積發(fā)育，海平面下降，當時中國大部分區(qū)域年均氣溫較現(xiàn)今低7～8℃，降水普遍減少，青藏高原也不例外。高原上冰川連綿、凍土發(fā)育，以荒漠草原和高山沙漠為主，森林植被僅萎縮于高原邊緣河谷地帶。可以想見，青藏高原主體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很難滿足人類生存。16000～11500年前，全球氣候進入末次冰消期，氣溫開始逐漸回升，降水有所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冰川開始融化，河流徑流增大。華北是細石器技術使用較早、發(fā)展序列最為完整的地區(qū)之一。末次冰期最盛期之前的30000～24000年前，氣候狀況開始變差，為應對不斷惡化的環(huán)境條件，細石器技術開始在華北出現(xiàn)，并在末次冰期最盛期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在末次冰消期，華北地區(qū)細石器技術迅速進入繁盛時期，主要為船形和楔形細石核技術，前者流行的時間在18000～16000年前，后者主要集中在16000～13000年前。

在河源段發(fā)現(xiàn)的細石核主要為楔形細石核，一般認為該種技術來自華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尼瑪卿山腳下的下大武遺址發(fā)現(xiàn)的船形細石核，個頭只有橡皮擦大小，材質為黑色燧石，打制精致且技術成熟，而這種技術的源頭也直接指向了華北地區(qū)，因為華北是船形細石核技術發(fā)現(xiàn)最早、分布最密集、最具特征的地區(qū)，而下大武船形細石核年代在距今10000年前后。這些極具技術特征的細石技術能夠從華北踏上青藏高原，顯然與黃河密不可分。黃河為早期細石器人群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和汲水之便，成為在高低海拔之間大范圍穿梭的迅捷通道。末次冰消期的人群正是趁著迅速變暖的氣候、恢復的植被、增加的野生動物，借助黃河，追尋獵物的蹤跡，踏上了探索河源、開發(fā)利用青藏高原的腳步。

在黃河流域，海拔愈低，細石器技術愈早；海拔愈高，細石器人群愈晚。初步研究顯示，黃河源頭鄂陵湖—扎陵湖一帶的細石器遺存年代可能在距今8000～6000年。由此表明，早在13000年前的晚更新世末期，人類已經(jīng)踏上了海拔4000米的河源段，并在距今8000年左右抵達了黃河源鄂陵湖—扎陵湖一帶。

矗立河源的文明符號：昆侖石刻中的河源認證

距今3600年之后的青銅時代，青藏高原遺址最為密集的地區(qū)在高原東北部河湟谷地，因此這里應該是高原青銅文化的核心區(qū)。該時期羊的飼養(yǎng)、牦牛的馴養(yǎng)已經(jīng)非常普遍，畜牧業(yè)地位的確立以及耐寒的大麥的種植，意味著農牧混合經(jīng)濟人群可以向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區(qū)進行大規(guī)模擴張，并實現(xiàn)對高原再次深度開發(fā)利用，當然也包括在河源一帶。

《后漢書 西羌傳》記載，戰(zhàn)國初期秦厲公時俘虜一位羌人無弋爰劍，他在秦國學習耕作等先進技術，后逃歸到河湟谷地一帶，教授當?shù)孛癖娞镄螅八煲娋葱?，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無弋爰劍成為一名部落頭領。到了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發(fā)兵到渭河的河首，滅了狄戎。忍的叔父卬擔心受到威脅，帶領部眾“出賜支河曲西數(shù)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忍及弟舞獨留湟中……羌之興盛，從此起矣”。“賜支河曲”是黃河上游的經(jīng)典地標，大致位于黃河從青海省果洛瑪多縣向東流后，在青海、四川、甘肅交界處形成的巨大彎曲河道。換句話說，卬帶領部眾從故土青藏高原東北緣的河湟谷地，遷徙至新家園高原腹地的河源果洛一帶。這一歷史記載和近年來三江源考古發(fā)現(xiàn)的石棺葬相吻合。

石棺葬是青銅時代盛行于青藏高原東北、東部邊緣地帶一種富有地域特點的墓葬形式，約商周之際，石棺葬流行于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區(qū)，源頭來自西北氐羌部族。近年來在高原腹地也發(fā)現(xiàn)有石棺葬，比如玉樹治多通天河河畔發(fā)現(xiàn)了普卡貢瑪墓群石棺葬，出土了青銅制品，發(fā)現(xiàn)有帶孔石斧。從陶器的灰陶、折腹、雙大耳等特征來看，其與分布在河湟谷地的青銅時代卡約文化晚期唐汪類型風格類似，而唐汪類型大致相當于西周晚期—春秋中期。類似的石棺葬在黃河源的扎陵湖一帶也有發(fā)現(xiàn)，可見歷史記錄與考古證據(jù)都支持：春秋戰(zhàn)國時期河湟谷地以羌人為主的青銅文化與高原腹地三江源一帶人類活動有密切聯(lián)系。這也說明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生活在黃河上游的羌人已經(jīng)對河源有了相當認識，應當掌握了相應的地理知識，而扎陵湖石棺葬的發(fā)現(xiàn)應是該時期羌人踏足河源的直接證據(jù)。

史書不僅記載了秦厲公、秦獻公和秦孝公時期秦與羌的關系，也記錄了秦始皇時期與羌的關系：“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羌）種人得以繁息?！闭f明秦國的一舉一動直接關系到羌的生死存亡。加之秦人本身興起于中國西部，與同屬西部的羌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悠久而密切，比如秦封泥中有“西方謁者”“西方中謁”等，說明秦可能設有負責處理“西方”事務的職署。秦與西部交往頻繁，其中也應包括與羌的交流。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大臣曾經(jīng)當朝陳述秦疆域的遼闊，“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jù)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而西部的羌中顯然是羌人生活的地方，不排除秦代已將疆域擴展到青藏高原東北部的可能。

先秦地理著作《山海經(jīng)》記載了昆侖山“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也就是說黃河發(fā)源于昆侖山。五大夫翳的采藥隊到來之前，人們已經(jīng)對河源一帶有充分的探索和認識。另外，作為中央政府派遣五大夫翳西行昆侖采藥，地方羌人部眾提供必要的糧草供應、向導支持，這也解釋了五大夫翳一行能夠準確到達河源扎陵湖北岸的原因。位于扎陵湖北岸的尕日塘石刻記述的秦始皇卅七年三月己卯日，派遣五大夫翳帶領方士采藥昆侖之事也就順理成章。

早在2200年前，來自中原的探索者已經(jīng)踏足河源。早期歷史中對青藏高原及其河源的探索和認識，正是中華民族孜孜不倦、鍥而不舍、勇于探索的偉大精神的寫照，它反映的是中華文明的高度與寬度，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體現(xiàn)。